少年孙权初掌江东,曹操突然发难,他是怎么解决的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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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,孙策病逝之后,临终受托的张昭、周瑜等人,全力辅助孙权,使他很快将工作步入了正轨。在此期间,曹操还假借天子的名义,任命孙权为讨虏将军,兼任会稽太守并驻守吴郡。这也算是得到了朝廷的正式任命,名正言顺地成了东吴之主。正当一切都在井然有序进行的时候,却发生了一件让孙权始料未及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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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根据《江表传》中的记载:“建安七年(公元202年),曹操下书责权质任子。”这里“质子”其实就是“人质”的意思,是从春秋时期延留下来的一种管理制度。众所周知的秦始皇嬴政,幼年时期就是在赵国当过质子;而三国里的曹操,少年时也在朝廷中当过质子。质子政策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一种上级对下级的管理行为。

  遣送质子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方便朝廷对地方大员的管理,以防止拥兵自重、叛乱等行为的发生;二是地方大员遣送质子,也是向朝廷表示忠心和臣服的一种体现。孙权面对“遣送质子”的事情,感觉非常棘手,所以就招来了群臣商议对策。不过在商议对策的过程中却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:一种是以张昭等人为首的“投诚派”;一种是以周瑜等人为首的“反对派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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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根据《江表传》中的记载:“权召群臣会议,张昭、秦松等犹豫不能决。”为什么犹豫不能决呢?张昭作为东吴重臣,统领文官体系,怎么可能在这种事情上拿不出主意呢?所以,在这里可以理解为:对曹操下书遣送质子的“投诚”行为。

  其实以张昭为首的文臣们赞成遣送质子的行为,也很好理解。文官谋事,以文治安邦为主,最忌刀兵相见,安详平和、兴盛繁荣是他们最大的追求。而当时的情况是:“曹公新破袁绍,兵威日盛。”这也说明曹操当时刚打完胜仗,军队的士气比较旺盛,文官们就害怕曹操会以此事为借口出兵讨伐东吴,万一东吴的将士不敌,先前的一切努力就全部白费了。不过,这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。

 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呢,文官们对于名节是非常珍视的,他们非常重视“正名”。关于这一点可以这样理解: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,孙权接受朝廷的委任,以讨虏将军的身份驻守吴郡。这对于文官们来说,就是被朝廷认可的“正名”。所以,现在按照朝廷的惯例遣送质子也是很合理的行为。如果不送的话,那就违背了朝廷的意愿和制度,说明有不诚之心,成了想要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。

  以周瑜为首的武将体系反对遣送质子,这就更好理解了。武将谋国,靠的就是兵锐将猛、战场杀敌。虽然在战场上也会使用权谋诡计,但主要还是用刀兵强弱来说话,武力定国安邦是他们最大的追求。这和文官体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  在《江表传》的记载中,虽然周瑜在陈策的时候,细数了一大堆东吴现存的优势,比如“境内富饶,人不思乱,兵精粮多,所向无敌”等等。但是这所有的一切,其实都是在安抚孙权和众文官大臣们的场面话。他真实反对的依据是在哪里呢?《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》的记载中说得很明白,孙策在兼并江东的时候,曹操就意欲出兵征伐孙策了。为什么最后没有出兵呢?“是时袁绍方强,而策并江东,曹公力未能逞。”这就是原因:袁超势力强盛,而孙策的军事也不弱,曹操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和军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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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虽然袁绍兵败,忧愤而死,但是实力并没有伤及根本。根据《三国志袁绍传》中的记载:袁绍的三个儿子袁谭、袁熙、袁尚,占据着重要的郡县并且还手握重兵,依然是曹操的头等大敌。再加上江东平定多年,通过孙策的治理,现如今的军事实力,也远比当时更强,所以,周瑜是坚决反对向朝廷遣送质子的。

  另外通过这件事情,也从中看出了孙权虽然少年聪慧、沉稳、有见地,但是毕竟在年龄和经验方面还是存在在很大的不足。这在《江表传》的记载中就有一个很好的体现。在张昭和周瑜他们僵持不下的时候,孙权也没了主意,不知道该怎么办,于是就向母亲吴国太求助。“权母曰:‘公瑾议是也。公瑾与伯符(孙策)同年,小一月耳,我视之如子也,汝其兄事之。’”有了母亲的这句话,孙权才下定了决心“遂不送质。”还有就是在《三国志董袭传》中:“权年少,初统事,太妃忧之,引见张昭及袭等,问江东可保安否。”这一点也说明了孙权当时年龄和经验的不足,执政能力和水平还是很让吴国太担心的,所以亲自过问东吴的情况。

  在“遣送质子”这一件事上凸显了很多问题。首先,以张昭为首的文官体系相对保守、文弱,遇事缺乏主动性,大有“小富则安”的思想在里面作祟;其次,通过这件事也彰显了周瑜纵观全局的分析能力,对当前的整个大局势看得非常透彻;最后,就是孙权毕竟由于本身性格、年龄和经验等诸多方面的因素,统御全局、审视判断的能力,还有很大的缺陷和不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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