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年中国学会是怎么成立的？

　　导读：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，在一个最惨淡、最苦痛的人间，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、最意象寥廓的青年。“少年中国学会”的几千名中国少年，其中包括毛泽东、李大钊、邓中夏以及被多数后人遗忘的王光祈……后来成为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主角。

　　1919年7月，王光祈、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。图为1920年周年纪念时部分会员在北京岳云别墅的合影，右三为李大钊。

　　1918年冬天，23岁的李璜出夔门、经上海，跋涉大半个月来到北京。这一天，在米市胡同便宜坊的一家烤鸭店，北大教授李大钊设宴为他洗尘，同时在场的还有分设中学堂同学王光祈，北大学生邓中夏、易克嶷，以及李大钊的密友陈淯。李璜记得，六个人刚刚坐下，又有两名青年冒雪而来。王光祈介绍说，他们也有意到法国勤工俭学，“闻我将往，甚喜，愿一谈”(李璜《学钝室回忆录》)。

　　此时，欧洲大战已经结束，断绝四年的中法航线也行将恢复。李璜此来，正是应“留法俭学会”之召、前往巴黎勤工俭学的。后来，他这么回忆当时的情形：“我注视赵毛两会友，似较我辈年青……以小弟弟待之。”

　　这一天，与两位“会友”，李璜称兄道弟、极为亲热。尽管初初相识，但他们同属“少年中国学会”(以下简称“少中”)的筹备成员。他们年轻、纯洁，心中有着无尽的山河，以及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情怀。

　　几十年后，李璜说，那个午后他永生不忘。因为在那张小小的圆桌边，他见证了人生的无常、命运的残酷以及历史的分合。那个高个子的“会友”是毛泽东，黑皮肤的是赵世炎。与李大钊、邓中夏一样，他们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首领。晚年李璜在写作回忆录时，依旧称呼他们为“会友”。

　　1920年7月，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岳云别墅集会庆祝“少年中国学会”成立周年纪念时的合影

　　筹备少年中国学会

　　“同人等欲集合全国有为的青年，从事专门学术，献身社会事业，转移末世风俗。”1918年初春，在北京北池子的一间“狭陋不堪”的小屋里，26岁的王光祈起草着发起少中的计划书：“……知改革社会之难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，故首之以奋斗、继之以实践;知养成实力之需时而不可以无术也，故持之以坚忍、而终之以俭朴……”这寥寥几十字，勾勒了一个温和、渐进、旨在改良社会的青年团体。

　　所谓“专门学术”，指的是近代学科。晚清以来，分工、专业理念渐渐兴起，学制革命更造就了一个基于分工和专业化、包含类别五花八门的新群体，“知识分子”。然而，兴办学堂十年，急功近利的心态，乃至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旧观念，无时不刻地笼罩着学界。

　　清末兴学之弊，影响了民国学子。王光祈记得，他从前的先生中，“讲理化、数学的教员……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”;而以北大为例，在蔡元培出任校长前，学生们上体育课，教员呼喊的口令是：“老爷，向右转!老爷，向左转!”

　　专门人才的匮乏，使“教育救国”、“实业救国”流于空谈;与此同时，民国社会之败坏、人心之沉沦，更几近病入膏肓、无药可治。

　　正因此，构筑“新骨架”、奠基新社会，已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急务;也因此，举凡公会、社团、自治组织、民间团体、舆论机构、工商企业，乃至“社会公德”的培育、契约精神的形成……种种社会的纽带物、“民众的联合体”，无一不是不可或缺、百废待举。王光祈认为，少中应成为各种社会事业的发动机;他为此写道：“务使全国青年志士，皆具先民敦厚之风，常怀改革社会之志，循序以进，悬的以趋……”

　　王光祈断言，只有造成“中国社会之基础”，并“基于社会之实力”，才能最后解决作为社会产物的“政治问题”。而在此之前，“勿为无意识之牺牲，宜作有秩序之奋斗”。

　　显而易见，王光祈的这些思考有着深重的、梁启超式的改良痕迹。如果说，作为“支笔横扫千军”的天才报人，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启蒙者，而《新青年》作者群被视为“第二代人”的话，那么，远离政治、关注社会、力主改良、强调渐进……则始终构成几代知识者通往现代中国之路的着眼点，也始终左右着几十万知识分子的个体选择。王光祈这一代人登台之初，并不例外。

　　1918年4月，王光祈完成了这份长达万余字、名为《吾党今后进行意见》的计划书。他将它寄给远在东京的曾琦，“商榷意见”。

　　日本的“学生救国团”

　　曾琦，四川隆昌人，1892年生。这个时为日本中央大学学生，曾被旧日同学郭沫若讥为“补人”(四川方言，意为可笑之人)、“老夫子”的26岁青年，有着异常复杂、混沌的面貌：一方面，他守旧、固执，即使在白话文运动兴起后，他也旁若无人地写文言文、作旧体诗，并且言必称王阳明、颜习斋;另一方面，他又颇具大时代青年的气息，他的日记时常出现“生于乱世”、“力挽狂澜”的字样。他混杂了新与旧、文明进化与因循保守的诸多色彩。

　　在几千名中国留学生中，他有着极广的人脉、很高的声望。他也正筹谋创建一个学会。正因此，接到王光祈《意见书》后，他当即委派同学雷宝菁前往北京，“接洽一切”。

　　那么，在曾琦的最初设想里，他是否计划以东京为中心、建立学会的日本分部呢?毕竟，还要两年多时间，他才能完成学业、回到中国;毕竟，三千余名留日学生藏龙卧虎、人才济济……

　　但，仿佛是他们集体命运的一个隐喻、一种象征：几乎是雷宝菁刚刚抵达北京、还来不及安顿下来的日子，在日本列岛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救亡风潮爆发了。它不仅改变了曾琦的计划，迅速催生了“少中”、“国民”等青年社团;它并以令人悲欣交集的变奏，伏笔着“第三代人”未来的命运变迁。

　　欧洲大战爆发后，亚洲的权力真空出现了。此后几年，日本攻占青岛、抛出“二十一条”、执导西原借款、攫取北满特权，远东的新格局逐渐形成。在欧洲远东舰队纷纷撤离太平洋后，门户开放、“利益均沾”的旧世界，从此一去不复返，一强独大、吞并鲸食的可怕前景出现了。

　　它也化作了留日学生的暗哑呼喊、纷飞眼泪。

　　5月4日，《中日军事协定》签署前夕，在东京神田的一家饭馆，46名中国青年聚集着。他们代表了各省、各校的三千余名留学生。当夜，他们决定全体罢学归国、“一致对外”。作为与会代表之一，曾琦被推为“先发队”成员。

　　一艘艘轮船开往上海。在黑压压的人头中，夹杂了一名叫彭湃的广东青年，一名叫李达的湖南青年，一名叫王若飞的贵州青年，以及三名四川青年，曾琦、张梦九与郑尚廉。短短十余天时间，5月17日，“抵上海者已有一千四百余人”，他们筹集经费、建立机关，决心以“学生救国团”的名义长期活动;截至当年八月，“回国者共达两千余人，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三分之二”。

　　也是在沸沸扬扬的救亡风潮中，6月25日，曾琦与张梦九离开上海、来到北京。

李大钊

　　“少年中国学会”成立

　　“予当时所以毅然辍学归国，尚非仅为一时之外交问题。”后来，曾琦这样回顾参与救亡的初衷：“而实重在重振中原之士流，以期外抗强权、内除国贼。”

　　正因此，抵达上海后，曾琦事无巨细地参与“学生救国团”的筹组，张梦九也出任机关报《救国日报》总编辑。而他们前来北京，初衷也不过是游说梁启超、蔡元培，设立一所新学校以安置归国学生。但抵京第一天，王光祈的一席话打消了他的念头。

　　几十年后，在《学钝室回忆录》里，李璜追记了两人晤谈的情形：几乎刚坐下来，王光祈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有一议，思之已久，等着为你提出。……留日学生救国团的主张，明明在反对段祺瑞，要在京津发动，障碍必大。而即使发动成功，也不过是一哄之局，势难持久。”

　　换而言之，所谓“救亡”不能指望学潮。在这样规劝曾琦后，王光祈随即谈到：“应早日集结有志气的青年同志，互相切磋，经过历练，成为各项专门人才，始足以言救国与建国的种种问题的解决。”这些立足长远、重在建设的劝告，让曾琦欣然接受。这一天，在一拍即合后，曾琦建议学会定名为“复兴社”;但在王光祈的力主下，它最终定名为“少年中国学会”。

　　也是这一天，包括李大钊、周太玄、陈淯在内，六名发起人“公推王君光祈为起草员”，负责起草《意见书》之后的又一份重要文件——《学会规约》。他们并议定，五天后也就是6月30日，在北京南郊岳云别墅举行少中筹备会议。

　　岳云别墅位于顺治门(今宣武门)外沟儿胡同55号，前身是浙江嵊县同乡会馆。从6月30日开始，七名发起人在这里接连会议;他们反复讨论、“修改数次”，终于拟定了共计八章、多达七十条的《学会规约》。在“定名”之后，学会宗旨被归结为“振作少年精神”、“研究真实学术”、“发展社会事业”和“转移末世风俗”。

　　入会须“由会员五人介绍”，并经评议部认可;会员须研习一种专门学科，不得中途休辍或自行更改;不得嫖娼、赌博、懒惰、浪费;不得“接近政党”;不得虚伪、冷漠、言行不一、“无悛改之心”;甚至，“介绍会员不加审慎”也或致警告、或予除名。后来，会员易家钺在《京报》上匿名发表了一篇骂文，被认为“吐词淫秽”、“不啻宣告青年人格的破产”，而决议让其自行出会。

　　连同不久后颁行的《本会征求会员之标准》，《学会规约》构成了少中“以传统之心、行改良之事”的鲜明气质。如果说，苛刻、严厉乃至略显琐碎的品行要求，让人想起传统儒生的修身进德、慎独自律，那么，征求会员的三大标准，“纯洁”、“奋斗”、“对本会表示充分同情”，以及“须俱备以上三个条件、缺一不可”的要求，则让人想到原典儒学“天行健、君子以自强不息”的力行精神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，在易家钺之外，此后几年会员违反《规约》、或被评议部警告的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;一群群中国少年的百侣携游、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，让少中生活无比清新、令人难忘。一名会员后来追忆说：“在少中最初几年的会员间，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。”(左舜生《近三十年见闻杂记》)

　　不仅如此。在《会务》一章，少中明确了“发行报章”、“刊布图书”、“组织演讲”、“学术谈话”等日常活动;在《机关》一章，学会设立了评议、执行、编译三部;在《职员》一章，则规定了选举制度和选举办法。直到7月21日，《规约》才最终定稿。后来，王光祈回顾说：“岳云别墅者，本会成立史中最可纪念之发祥地也。”

　　也是在岳云别墅，七名发起人达成了一项意味深长的决议：学会先设立“筹备处”，以王光祈为主任，进行为期一年的筹备，一年之后(1919年7月1日)，学会再正式召开成立大会。

　　寻找少年中国往何处去的答案

　　1914年，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卷入大战，欧洲的心灵也急剧衰老着。大陆这一头的微茫希望也熄灭了。

　　这是中国心灵最困顿、最苦涩的时刻：过去的七十年，西风东渐、效法欧美是这个国家渐行渐远的一条长路;沿着这条路，它已经走得太远，已经无法回头了;而欧洲之灯熄灭后，不仅政制、社会、“新民”的老话题，还有思想与精神资源的新困境：它已经一空傍依;它该走向何方呢?

　　从这里开始，“中国向何处去?”成为最迫切、最重大的时代追问。如果说，在梁启超、陈独秀那里，这一切无须作答、仿佛不言自明的话，那么，对初初步入历史的“第三代人”来说，无论李大钊呼喊的“青春中华”，还是王光祈心中的那个“光华”、“灿烂”、“雄健”、“文明”的少年中国，都更多是一种意象，一种气质的书写，它远非具体、切实的社会蓝图。因为他们没有参照物，他们无法作答。

　　正因此，王光祈明确表示，十九世纪的少年意大利、少年德意志运动，“在当时视为少年者，在今日吾人视之，亦老大意大利、老大德意志而已”，而“吾人所创造非十九世纪、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，实为适合廿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也”。也因此，七名发起人一致决议，以一年为筹备期，寻求何为“少年中国”、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答案。

　　无论如何，伴随着高远寥廓、充满少年风华的气息，少中的第一轮成员发展开始了。在成都，李劼人、胡助、何鲁之、李小舫等人入会;在南京，左舜生、黄仲苏、阮真、谢循初等人入会;在上海，魏时珍、李璜、杨贤江、郑尚廉等人入会;在日本，沈懋德等人入会。

少年中国学会创办人王光祈

　　自然而然地，分设中学堂旧友成为少中的主体了。而在分设中学堂诸生外，以卢作孚为例，这个后来的“中国船王”、民国最杰出的实业家，是李劼人在《川报》的同事;以周晓和为例，他是周太玄的亲兄;以左舜生为例，他是曾琦的震旦公学同学。至于共产党创始人之一、后来的大汉奸周佛海，救亡文艺家、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者田汉，则分别是曾琦、郑尚廉在东京的同学和朋友。

　　旧友、同乡、同学、同事，交织出了少中遍布全国、远及海外的会员群体。这一天，在南京玄武湖畔，左舜生又介绍两名被河海学校开除的学生入会。他们是后来的共产党总书记张闻天，以及茅盾之弟、早期共产党主要活动家沈泽民。

　　这一天，在李大钊的介绍下，一个高个子、湖南乡音浓重的湘潭青年，进入了王光祈的视野。他就是“新民学会”创始人、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。不久，王光祈这样评价他，“此人颇重实践，自称学颜习斋(作者按：清初儒学大师颜元)之学主实行”。又一些日子后，由赵世炯引荐，一个皮肤黝黑、中等身材的青年也加入少中。他就是赵世炯的弟弟赵世炎。

　　无一例外地，这些青年处在最清新、最生机勃勃的年龄。古典情怀的滋养，此时尚未消褪;一空傍依的时世与人生，让他们一方面极目四野、“问苍茫大地”，另一方面，他们也由此进入了个体与友人、自然、天地无限交融的寥廓情境。

　　以毛泽东为例，这一年春天，他和一群青年在长沙组成了新民学会。在橘子洲头，他们读书、辩论、抒情、咏怀;他们上山砍柴，到很远的泉边挑水，以蚕豆拌米饭充当一日三餐;他们在湘江之畔漫步交谈、登高眺远，他们到爱晚亭边通宵露宿、“野蛮体魄”……后来，毛泽东以这样的诗句，回顾咏叹那无比清新、异常广阔的日子：“携来百侣曾游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，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;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。”

　　不仅如此。他还以“万类霜天竞自由”的情怀，化实为虚、兼类而及，将中国少年和自然万物融入了同一意象，从而挥发出生生不息、深邃高远的宇宙意识。你看，那万山红遍、层林尽染，不就是少年中国旭日初升的景象么?你看，那鹰击长空、鱼翔浅底，不就是中国少年尽情挥洒、行走人间的比照么?

　　这不是一个人的。这是“第三代人”的集体抒发、清新歌唱。在新旧交替、“百舸争流”的年代，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情怀，让他们拥有恍若古代士大夫的广阔;作为初初崛起的近代青年，他们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清新。他们尽得新之美、旧之善。历史以最神秘的造化，在一个最惨淡、最苦痛的人间，生化了一群最自由挥洒、最意象寥廓的青年。

　　而就在他们挥洒泼洒、青春放歌的时候，一种光辉灿烂、最古老也最年轻的思潮，一曲无比清新、近乎天籁之音的时代变奏，那美丽的“安那琪”的旗帜，悄然地席卷、征服了“第三代人”。对无数青年来说，它如同新的转机，如同闪闪星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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