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艾率军进攻蜀汉时,成都不是还有几万士兵吗?为什么就投降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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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景元四年(263年)秋,曹魏权臣司马昭命大将钟会、邓艾率军分路伐蜀。结果当钟会与蜀汉大将军姜维对峙于剑阁,劳而无功并准备撤军之际,邓艾却率兵偷渡阴平,越过七百余里无人烟的险域,袭占江油、绵竹,斩杀负责抵御的蜀军大将诸葛瞻(诸葛亮之子),随即率领数千魏军进逼成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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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邓艾进攻成都时,手下仅有数千士兵

  此时,成都城内兵多粮足、城高池深,按照常人的设想,后主刘禅理应选择坚守御敌。况且,此时姜维已率军火速入援,如能在成都沦陷前赶到,击败邓艾、扭转局势也并非没有可能。然而刘禅却未做丝毫抵抗,便向邓艾举城投降,究其原因,无非有以下几点:

  首先,成都城内虽然尚有数万军马,但大多是老弱病残、从战场上溃败而回的残军,以及从市井中临时招募而来的士兵,不仅毫无战斗力,而且从心理上对气势如虹的魏军畏之如虎。用这样的士兵守城,形势可想而知。此时,蜀军真正的精锐由姜维统领着对抗钟会,虽然已经加速驰援成都,但正所谓“远水解不了近渴”,起不了任何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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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曹魏攻灭蜀汉形势图

  其次,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士人集团反对战斗,并到处散布投降的言论。熟读历史的人都知道,蜀汉政权从本质上来讲属于“外来政权”,其统治阶层都是由刘备从荆州或中原地区带过来的人士及其后代,而当地的士人阶层则长期被压制。在这种情况下,益州士人既为了保卫家园不被战火摧毁,也怀着“当家做主”的目的,非常希望刘禅能够投降。

  再次,蜀汉将“北伐中原,兴复汉室”奉为国策,为了实现这个理想,曾发动过16次北伐,结果均以失败告终。连年的北伐让蜀汉疲敝至极,以致于出现“空劳师旅,无岁不征,未能进咫尺之地,开帝王之基,而使国内受其荒残,西土苦其役调”(见《三国志·卷三十五》注引《默记·述佐篇》)的现象,深为益州士人、百姓不满。在这种情况下,坚守成都、负隅顽抗,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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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诸葛亮、姜维的屡次北伐,让益州百姓苦不堪言

  最后,蜀汉名将凋零现象非常严重,此时无人能够主持大局,做好成都的防御工作。众所周知,蜀汉以一州之力对抗占据中原的曹魏,人才奇缺的现象始终都是个大难题,而作为外来政权,刘备、刘禅都不敢倚重益州将领,而是寄希望于荆州或中原名将们的后代,然而他们的能力却乏善可陈。所以,当面对盖世名将邓艾率领的魏军时,已经无人敢站出来担负守城工作。

  当然,面对种种不利因素,刘禅除了投降外,还有两条出路,即南逃至南中以图再举,或者依附于东吴。早在邓艾攻占绵竹、进军成都之际,便有朝臣提出上述两条建议(“汉主使群臣会议,或以为蜀之与吴,本为与国,宜可奔吴;或以为南中七郡,阻险斗绝,易以自守,宜可奔南。”见《资治通鉴·卷七十八》),但在谯周的极力劝阻下,最终均被刘禅否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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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谯周劝说后主放弃抵抗,向曹魏投降

  谯周给出的理由很具有说服力:南中乃蛮夷聚居之地,对蜀汉朝廷毫无忠心可言,一旦有风吹草动,必然会联合起来作乱,若想依靠他们来对抗曹魏,无异于痴人说梦;东吴势力远弱于曹魏,唯有与蜀汉共存、结盟,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,一旦蜀汉灭亡,那么不久后也势必会吞并。如此一来,刘禅投降东吴已是受辱之举,若东吴灭亡后再投降北方,则是二度受辱,倒不如直接投降曹魏为好。

  谯周以为:“自古以来,无寄他国为天子者,今若入吴国,亦当臣服。且治政不殊,则大能吞小,此数之自然也。由此言之,则魏能并吴,吴不能并魏明矣。等为称臣,为小孰与为大!再辱之耻何与一辱!”...周上疏曰:“南方远夷之地,平常无所供为,犹数反叛,自丞相亮以兵威逼之,穷乃率从。今若至南,外当拒敌,内供服御,费用张广,他无所取,耗损诸夷,其叛必矣!”引文同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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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禅自知无力回天,只好向邓艾投降

  正是基于以上种种困难和考量,刘禅最终放弃抵抗、选择投降。景元四年(263年)十一月,刘禅率太子、诸王及群臣60余人出城投降,同时又派人晓谕姜维,命他向魏将钟会投降。至此,立国42年的蜀汉正式灭亡。刘禅投降后被迁往洛阳,不仅保住了身家性命,而且获封为安乐公,在世间又存活了18年,最终在西晋泰始七年(271年)病死在洛阳,享年64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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