纪念抗日英雄：血战淞沪的五位英雄将领都有谁？

　　1937年8月13日，枪响上海滩，淞沪会战由此开始。“宁做战死鬼，不做亡国奴”，无数战士抱此信念，为国捐躯。时光过去了78年，我们已无法亲见他们浴血杀敌时的英勇，但他们甘为祖国牺牲自己的悲壮，早已铸化为我们民族记忆的丰碑。

　　黄梅兴

　　会战中牺牲的首位高级将领

　　黄埔军校一期的高才生黄梅兴，在淞沪会战爆发时已是王牌部队第88师第264旅的旅长，军衔少将。在其行伍生涯中，身先士卒、亲冒矢石是常态，以至于黄梅兴带的队伍有“搏命部队”的称号。

　　在淞沪会战的头几天里，第264旅奉命守住虹口阵地，并伺机向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进攻。日军不仅组织重兵向第264旅阵地发起集团冲锋，还调来飞机轰炸，战况往往在十几分钟内出现逆转，黄梅兴干脆把旅部设在一线，以便临机处置。由于位置突出，旅部多次被炮火击中，副官劝黄梅兴赶快撤离，他大声说：“一个军人怎能怕死呢!”

　　1937年8月14日16时，第264旅不仅瓦解了日军的进攻，还把战线推进至日军司令部附近，而敌人的抵抗也更加疯狂。傍晚时分，黄梅兴观察到日军防线的一个弱点，随即电告师部，表示将在天黑前拿下目标，随后他亲率预备队投入巷战。战斗中，一发日军迫击炮弹在黄梅兴身边爆炸，他不幸以身殉国，成为会战中首位牺牲的中国高级将领。1938年，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《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词》中，高度评价黄梅兴等烈士“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”。

　　姚子青

　　与宝山城共存亡

　　姚子青和黄梅兴不仅是广东同乡，还是黄埔军校师弟师兄关系。比起黄梅兴的标准军人形象来，平日里戴一副眼镜，举止庄重儒雅的姚子青更像是教书先生。然而表相往往具有“片面性”，作为国民党嫡系第98师第292旅第583团的主力营营长，姚子青一上战场却异常勇猛，当所部奉命开赴上海前线时，他向妻子嘱托道：“如有不测，亦勿悲戚，但好好抚养儿女，孝奉翁姑。”

　　1937年8月31日，姚子青部奉命把守三面受敌的宝山县城，尽管取胜机会渺茫，但他依然鼓舞部下“誓与宝山共存亡”。据日本第3师团作战日志记载，该师团以战斗力最强的第68联队主攻宝山，本想借舰炮的帮助，“先轰炸，后占领”，轻取只有低矮城墙屏障的宝山城。然而，姚子青营绝非“软柿子”，他们将短促出击、缺口反冲击、逐屋巷战以及设置假目标等战法结合起来，一次次打退日军进犯。直到9月5日，日军又把第11师团一部加强到宝山前线，经过两天的鏖战，才撕开姚子青部的防线，杀进城内。

　　9月7日晨，优势日军涌进宝山城内，已丧失建制的姚子青营与敌展开巷战。战至最后，全营除一名到后方报信的传令兵外全体牺牲，营长姚子青也在巷战中阵亡，年仅28岁。正因为姚子青营的顽强战斗精神，令以凶暴著称的日军第3师团也为之震惊，日军进城后将死者尸体收殓掩埋，并列队鸣枪致敬。

　　吴克仁

　　会战中军衔最高的殉国者

　　对早在1931年“9·18事变”中就失去家园的东北军来说，能参加淞沪会战是期盼已久的事情，当“不抵抗”政策的束缚一朝解脱，这些背井离乡的将士们不惜用生命去实践“打回老家去”的铮铮誓言。

　　基本由东北子弟组成的第67军是在1937年10月底开进淞沪战场的，当时战局对中方极为不利，11月5日，日军第6、18、114师团及第5师团一部在金山卫登陆，直扑松江，对正在苏州河一线苦撑的中国军队主力构成侧翼威胁。为了给大部队争取撤退时间，第67军军长吴克仁中将率部于6日傍晚抵达松江，挡住日军第6师团的去路。

　　经过长时间消耗，中国多数部队已现疲态，用老将冯玉祥的话说：“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，无数部队填进去就熔化了!”然而第67军在蒙受巨大伤亡后依然斗志旺盛，连日军也深感敬畏。从11月6日到8日，不满员的第67军同得到重炮、飞机支援的日军第6师团展开逐街逐屋的争夺战，吴克仁更是亲赴一线督战。8日夜，吴克仁在完成守城三日的任务后，率余部数千人向昆山突围，没想到在次日傍晚遭到日军截击，吴克仁不幸殉国，成为淞沪会战中牺牲的中国最高将领。

吴克仁

　　阎海文

　　“中国无被俘空军”

　　渴望用死来洗雪“不抵抗”之耻的东北英雄远不止吴克仁军长一人。同样因“9·18事变”逃难到关内的阎海文，把日本侵略者视为仇敌，他在日记里写道：“东北沦亡，国将不国。堂堂的中华民族，竟受倭奴之摧残与蹂躏，令人痛心。”1936年，他如愿成为中国空军第5大队的一员，驾驶战机巡逻在长江沿线。

　　淞沪会战爆发后，阎海文所在的第5大队奉命支援前线。8月17日，第5大队计划派出6架飞机，支援陆军第88师围攻虹口日军司令部，阎海文积极请战，他对上司说：“我是一个流亡者，我要打回老家去，要为东北三千万同胞报仇!”最终，他获得出征机会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在完成轰炸任务即将返航时，阎海文的座机被日军炮火击中，跳伞时因风向改变落入敌方阵地。被围后，阎海文宁死不降，拔出随身手枪击毙日军多人，随后在“中国无被俘空军!”的呐喊声中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戕殉国，时年21岁。有感于阎海文的英勇，日军为其建坟，坟上碑文书“支那空军勇士之墓”。

　　1937年10月，日本东京举办“中国空军勇士阎海文展览会”，展出其生前遗物，而这些遗物直至抗战结束后才回到中国。

阎海文

　　沈崇诲

　　誓与敌舰同归于尽

　　沈崇诲是清华大学毕业生，在旧中国堪称“精英中的精英”，更不用说他还是清华大学足球队的成员。“9·18事变”后，沈崇诲以实际行动投笔从戎，报考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，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并担任空军第2大队第9中队中尉分队长。

　　上海战事打响后，沈崇诲所在的第2大队装备了轰炸机，随时准备出击。8月14日晨，他和战友驾驶21架诺斯罗普-2E式轻轰炸机，向吴淞口一带的日舰以及日军控制的公大纱厂、汇山码头等据点实施凌空投弹，然后全体安全返航。下午，全大队21架飞机再次分两批出动，轰炸了上海日军目标，取得较大战果。

沈崇诲

　　8月19日，沈崇诲和战友驾驶7架飞机，经长兴、吴兴向上海方向飞去，轰炸佘山附近的日舰。当飞机飞抵南汇上空时，他所驾驶的904号飞机发生故障，尾部冒出青烟，飞机减速，落在机队后面，如果迫降着陆或者弃机跳伞，均可落入己方阵地。但沈崇诲却与同机飞行员陈锡纯一起，驾驶出故障的战机及其携带的炸弹，从高空冲向附近海面上的日本军舰，与之同归于尽。沈崇诲殉国时年仅26岁，为表彰其英勇精神，国民政府追赠其空军上尉军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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