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的党争源于什么?明朝党争在当时有何影响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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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两宋太学生干政的现象,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,虽无结社现象,但已开启了明代士人结社干政的先河。 明代的党争与士绅结社是桴鼓相应的。换言之,士绅讲学、结社活动的存在,其影响必然波及朝政,从而在朝内引发朋党之争。同时,由于科举制度极盛,座主与门生的关系纽带盘根错节,再加之同乡、同道关系的影响,明代党争更趋复杂化。 明代党争,至明末尤盛,一直延续至清初顺治、康熙两朝。明末党争,燎原于神宗万历初年。当时张居正秉政,大权独揽,采用高压的手段,言官形同木偶。不过,言官的舆论表面上似乎已被剥夺,内里却更是膨胀。

  而一般无耻士大夫,借此机会弹劾正人君子,以取媚时相。例如赵用贤,以弹劾张居正“夺情”而被杖,户部郎中杨应宿复力诋用贤。高攀龙、吴弘济等又来论救,皆被贬谪。关于此,《明史》有如下揭示: 自是朋党论益炽,中行、用贤、植、东之创于前,元标、南星、宪成、攀龙继之,言事者益裁量执政,执政日与枝拄,水火薄射,讫于明亡云。

  由于廷臣的党比,随之也就产生了党派。(注:明末朝臣中君子、小人之争,以及“党”之形成,究其原因,冯柯已是一语道破:“季世邪正相持,小人树党掊击,君子不得已,立援以胜之。党之名所由起也。小人以利合,君子以气投。利易入而气亦衰,是以小人之党固结不解,而君子之党每每疏,而反为所破。”从中不难发现君子党败于小人党的根本原因。

  在万历二十年(1592),湘潭人李腾芳劝王锡爵不要三王并封,迁左谕德。腾芳与昆山顾天埈善,天埈险诐无行,为世所指名,被弹劾罢去,腾芳亦投劾归。于是,当时有顾党、李党之目。这是分党的张本。到万历三十八年,祭酒汤宾尹和顾天埈招收党徒,专与东林作对。天埈昆山人,宾尹宣城人,那时就分称其为昆党、宣党。到万历四十年以后,又有齐党、楚党、浙党之分。(注:东林、浙党角力,始自国本之论。关于此,可引下面史料加以进一步申述:“国本论起,言者相继。政府惟王家屏与言者合。力请不允,放归。申时行、王锡爵皆宛转调护,而心亦以言者为多事。时顾宪成以疏救冢宰,削籍。锡爵尝语宪成曰:‘当今所怪者,庙堂之是非,天下必欲反之。’宪成曰:‘吾见天下之是非,庙堂必欲反之耳。’宪成既谪归,讲学于东林,故杨时书院也,有志之士争归之。沈一贯为相,持权求胜,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。此东林、浙党所自始也。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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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齐党有给事中亓诗教、周永春,御史韩浚,楚党有给事中官应震、吴亮嗣,浙党有给事中姚宗文,御史刘廷元,而汤宾尹则为三党的主谋。天启初年,东林党又得到政权。齐、楚、浙三党在万历四十五年三党专政之时,就产生了裂痕,东林党的汪文言因机而起,破坏了三党。至魏忠贤擅权,那三党不得志的人全都加入了运动,把万历、泰昌两朝的纠纷安在东林党的头上,东林遂成众矢之的。崇祯帝即位,去除了阉党,东林的势力一度抬头,但不久又陷入纷争之中。据谢国桢的研究,崇祯时期朝内的政治派别可析为以下三个系统:第一是东林党,像文震孟、钱龙锡、孙承宗、范景文等人即是。第二是周延儒的一派,像王应熊可以归入此类,后来周派依附了东林,就与东林党合流了。第三是温体仁一派,这派势力最大,流传很远,如薛国观就是他的嫡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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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明末党争,一直延续至南明而不绝。如弘光朝中,有东林党系统与马士英、阮大铖系统之争;隆武朝中,又有武臣如郑芝龙、郑鸿逵与文臣黄道周、苏观生、张肯堂等的不能相容;永历朝内,党派分歧也存在,上下尸素,各自为党,严起恒、朱天麟等为一党,洪天擢、袁彭年等为一党,吴燝、刘湘客等为一党,陈世杰、杨邦瀚等又为一党,不久又归为吴、楚两党。

  明朝的党争是源于文官之间为了维护自己群体的利益而形成的,但是也与朱翊钧的放任不管脱不了干系。在此期间,文官斗的你死我活,农民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,从而进一步缩短了明朝灭亡时间,因此可以说是明朝亡于党争、党争始于万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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