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为何没出现宦官乱权:清帝任用包衣奴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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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罗友枝以“宫廷”为选题探讨清王朝统治的内亚性,本身就别具慧眼。陶博(PrestonTorbert)在TheCh’ingImperialHouseholdDepartment:AStudyofItsOrganizationandPrincipalFunctions,1662-1796.(《康雍乾内务府考》,1977)已指出,管理清代宫廷的主要机构——内务府是八旗制度与传统中国官僚体制的结合,也是融合满洲色彩并折衷汉制的政治机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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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在“兼容满汉”之外,罗友枝透过物质文化、社会结构和宫廷礼仪的考察,进一步告诉读者清代宫廷文化的多元内亚性,包括了满、蒙、藏、伊斯兰文化等面向。

  清代宫廷制度的重要特色,在于内务府这个中国历史上独有的宫廷管理机构。内务府的主要人员是皇帝直辖的上三旗包衣(booi),他们在身份上属于皇帝的家仆。换言之,清朝皇帝偏好任用包衣家人来为其管理家务,与传统王朝喜好任使太监的作法不同,也是清代不曾发生宦官乱权的主要原因。

  但包衣若仅在内廷为天子执家务,很难在清朝的政治制度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。因此更为重要的是,清代的几个重要税差皆属内务府包衣专缺。乾隆皇帝即言:“各省盐政、织造、关差,皆系内府世仆。”在清代国课收入之中,盐课和关税分别是第二、三大宗,这些税收均由皇属包衣经手,得见内务府在清代财政功能上扮演重要角色。

  内务府包衣出任重要税差的代表性例子,莫过于曹雪芹的祖父——曹寅。从史景迁的研究可知,曹寅之母孙氏是康熙皇帝的乳母,因此曹寅与皇帝虽然名义上是主仆,实际上更像自幼一起长大的兄弟,二者亲密逾恒的家人关系,这也是曹寅可以久任两淮盐政、江宁织造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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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康熙皇帝曾六度南巡,曹寅四次接驾。然而,接待皇帝的高昂成本被转嫁到盐政、织造衙门,造成财务亏空。康熙皇帝死后,雍正皇帝与曹寅的私人关系不如其父,在亏帑无法弥补的情况下,曹家被查抄,迅速走上衰颓的命运,这显示出内务府包衣的仕途与家族起伏受到皇权影响的戏剧性。《红楼梦》这部小说描述贾府从荣显到落败的过程,很大程度折射出曹雪芹家族的自身经历,也因此曹雪芹才能用一种极为透彻的笔调描写贾家“眼看他起高楼,眼看他宴宾客,眼看他楼塌了”的起伏与苍凉。

  内务府包衣受到皇权影响而仕途起落的例子不止于曹寅,嘉道朝显宦英和的落败亦是一例。英和自幼聪颖,科场顺利,乾隆五十八年考取进士时年仅二十三岁。和珅曾想把女儿嫁给他,英和的父亲德保却拒绝了这桩婚事,因而遭受和珅忌恨,受谤甚多。但祸福相倚的是,嘉庆皇帝亲政之后,英和竟因拒婚而得到皇帝的重用,仕途自此飞黄腾达,爬升为朝中的一品大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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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而,作为包衣英和必须为家主当差,即便在外朝任职,也必须兼任内廷差使,负责为皇家监修陵寝。应道光皇帝节俭的作风,英和“裁省”物料,不料道光八年陵寝发生漏水事件,皇帝大怒之下,英和被夺官发往黑龙江当苦差,二子奎耀、奎照也连同罢职遣戍。英和家族在清代中期是“四世翰林”,通过科举得到外朝任职的机会,其仕途荣显在内务府包衣群体中可谓异数。即便如此,皇帝意志对家族命运的影响,使其跌宕起伏亦比外朝官僚更具戏剧性,呈现出内务府包衣的独特身份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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