趣闻:苏东坡得罪了皇帝 靠睡觉拣回一条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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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个人的胸怀,在两种境遇下可以一览无遗,一是极乐时,二是极悲处。极乐时得意到忘形,那是小人,极悲处沉沦到厌世,那是俗辈。苏东坡大才槃槃,然而时运不济,命途多舛,尤其遭遇“乌台诗案”,深陷“文字狱”,几次濒临灭顶之灾,九死一生。面对这种人生极悲,东坡的心态如何呢?

  苏东坡入仕不久,由宋神宗主导、王安石组织的“熙宁变法”全国铺开,他不由自主地被卷进这场风云激荡的政治风波。当时,东坡并非京官显宦,多在基层任职,耳闻目睹新法的执行情况,尤其是“青苗法”,本来目的是鼓励农业生产、抑制土地兼并,但在执行中却演变成了“强迫贷款”,由“助民”到“扰民”,使许多农民家破人亡,严重损害了百姓利益,导致民怨沸腾,东坡因此上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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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,宋神宗求胜心切,听不得半点不利于新法推行的指责,加上东坡是文坛巨擘,堪称“意见领袖”,他的话往往成为左右舆情的风向标。于是,御史李定、舒亶认真研究东坡的文字,终于从奏折《湖州谢上表》和诗歌《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》中闻到了他们需要的气味,纷纷弹劾东坡,说诗文中有讥谤皇帝、攻击新法之语。

  元丰二年(1079),宋神宗拍板立案,安排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去湖州,传唤时任知州的东坡。钦差来了,事由说了,立刻上路,刻不容缓。东坡一家老小二十余口,顿时慌成一团,妻子王氏更是泪眼婆娑,一副大厦将倾的样子。东坡见此情景,把王氏拉到一边,对她说:“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,作一诗送我乎?”一句话就把王氏逗笑了。原来,东坡曾给王氏讲过一个典故:宋真宗东封泰山的时候,顺便寻访天下隐士,得杞县(今河南杞县)人杨朴。闲聊时,宋真宗问杨朴会作诗否,杨朴故意说不会。又问临行有人送诗否。杨朴说,妻子送了一首诗:“更休落拓耽杯酒,且莫猖狂爱咏诗。今日捉将官里去,这回断送老头皮。”宋真宗听后大笑,知道杨朴不愿入仕做官,强扭的瓜不甜,遂把杨朴放回家了。东坡用这个典故开导妻子,终于使心急如焚的妻子破涕为笑,放心让他上路了。面对生离死别,东坡不但自己分寸不乱,还能够用笑谈化解妻子的担忧和焦虑,其从容旷达,可见一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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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为因变法而步步高升的李定、舒亶们,当然容不得异己之声,他们欲置苏东坡于死地的态度非常坚决。一介文人苏东坡在御史们的拷问下,受尽凌辱,斯文扫地。据说,东坡下狱时,狱官当面就问祖宗五代有无“誓书铁券”(皇帝赐给功臣、重臣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,允其世代享有优厚待遇,犯法时可免死罪,具有特别的法律效用)。按当时的规定,只有死囚才会询问五代之内有无“誓书铁券”,其他只问三代,可见东坡的罪行之重。只是,作为宋朝当家人的宋神宗,在御史们不断向他提供“反诗”新证据、不断给他诛杀东坡增加理由的时候,他却有点六神无主了。

  刑不上大夫,宋朝不杀士,这是祖宗成法,他不能开杀戒,当暴君。但东坡反对变法太过火、太显眼,影响了新法推行,造成了负面效应,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因此,对于宋神宗来说,东坡成了烫手山芋,放也不是,杀也不是,让他举棋不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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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东坡到底是出于国家大局还是一己之私来表达对新法的态度,成了宋神宗判断此案轻重的关键。他做了一个决定,安排宦官去狱中“卧底”。某日天刚黑,东坡像往常一样,在狱室倒头便睡,躺下不久,有两个人推门进来,什么也不说,也倒头睡下。东坡并未在意,鼾声渐起。凌晨四更的时候,他们又悄悄离开了监狱,东坡鼾声如故。后来,东坡才知道,这二人是宋神宗派来观察东坡的,看他心里有没有鬼,心中有鬼,自是辗转反侧,心中无鬼,当然起居自然。第二天,宋神宗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:“朕知苏轼胸中固无事也!”命悬一发,还能安之若素,酣睡如怡,东坡真是人中之杰,这也是他能从黄泉路上捡回卿卿性命的原因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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