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书法方面钟繇有哪些成就？他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-趣历史网

　　锺繇(151-230年)，字元常，豫州颍川郡长社县(今河南省长葛市)人。汉末至三国时期曹魏重臣，书法家。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，一起来看看吧。

　　锺繇出身颍川钟氏。东汉时期，举孝廉出身，历任尚书郎、黄门侍郎，协助汉献帝东归洛阳，封东武亭侯。后得到掌权的丞相曹操的信任，出任司隶校尉，镇守关中，功勋卓著，被比为萧何。累迁前军师。曹操受封魏王时，任魏国大理卿、相国等职。曹魏建立后，拜廷尉卿，再迁升为太尉，位列三公之首。魏明帝时晋升太傅，封定陵县侯。太和四年(230年)，锺繇去世，谥号为“成” 。正始四年(243年)，配享魏武帝曹操庙庭。

　　锺繇擅篆、隶、真、行、草多种书体，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，推动了楷书(小楷)的发展，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，后世尊为“楷书鼻祖”。他与书圣王羲之并称“钟王”。南朝庾肩吾评其书为“上品之上”;唐朝张怀瓘《书断》评为“神品”。

　　主要影响

　　书法

　　锺繇篆、隶、真、行、草多种书体兼工，其书法古朴、典雅，字体大小相间，整体布局严谨、缜密。张怀瓘《书断》说：“元常真书绝世，乃过于师，剐柔备焉。点画之间，多有异趣，可谓幽深无际，古雅有余。秦、汉以来，一人而已。”他写得最好的是楷书，《宣和书谱》评价说：“备尽法度，为正书之祖。”

　　锺繇所处的时期，正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演变并接近完成的时期。在完成汉字的这个重要的演变过程中，锺繇继往开来，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。一方面他能适应时代潮流，善于学习民间出现的新书体;另一方面他勤奋学习，善于思考与钻研。

　　据唐代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说：蔡邕受于神人，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，文姬传之锺繇，锺繇传之卫夫人，卫夫人传之王羲之，王羲之传之王献之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锺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。其实，锺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，并不限于一家之学。据宋代陈思《书苑菁华》记载，锺繇少年时就跟随刘胜学习了三年的书法，后来又学习曹喜、刘德升等人的书法。因此，锺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，都是集前人之大成，刻苦用功，努力学习的结果。

　　另据《书苑菁华》记载，锺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，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，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。他说，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，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。在学习过程中，不分白天黑夜，不论场合地点，有空就写，有机会就练。与人坐在一起谈天，就在周围地上练习。晚上休息，就以被子作纸张，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。见到花草树木，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，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，有时去厕所中，竟忘记了回来。这说明了锺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。

　　在苦练的同时，锺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，经常与曹操、邯郸淳、韦诞、孙子荆、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。锺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，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。对于儿子钟会，也常常百般劝诫，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，锺繇、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“大小钟”。

　　锺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、隶书和行书，南朝刘宋时人羊欣《采古未能书人名》说：“钟有三体，一曰铭石之书，最妙者也;二曰章程书，传秘书教小学者也;三曰行押书，相闻者也。”所谓“铭石书”，即指正楷，“章程书”即隶书(八分书)，“行押书”指行书。锺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，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，要么系伪书。一般地认为有“五表”、“六帖”、“三碑”。

　　“五表”指《宣示表》《荐季直表》《贺捷表》(又名《戎路表》)、《调元表》《力命表》。这是现存锺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，但都不是锺繇的真迹。褚遂良《晋右军王羲之书目》说，《宣示表》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。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，所以他临摹锺繇的真迹非常成功，从中可以看到锺繇书法的情况。《宣示表》真迹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《书录》说：“太傅《宣示》墨迹，为丞相始兴(王导)宝爱，丧乱狼狈，犹以此表置衣带。过江后，在右军处，右军借王修，修死，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，遂不传。所传者乃右军临本。”

　　《调元》《力命》《贺捷》三表，也是后人临本，但成就亦较高。《荐季直表》可信性最强，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，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“贞观”玉玺，宋徽宗赵佶“宣和”、宋高宗赵构“绍兴”，以及清高宗“乾隆真赏”等御印，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。后几经辗转，毁于民国十三年(1924年)，今仅存其影印件。《荐季直表》艺术成就很高，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“高古纯朴，超妙入神，无晋、唐插花美女之态”，为“无上太古法书，天下第一妙迹”。

　　“六帖”指《墓田丙台》(简称《丙舍帖》)、《昨疏还示帖》(简称《还示帖》)、《白骑帖》《常患帖》《雪寒帖》《长风帖》(其后半部分又名《安厝帖》)。“六帖”全部为临本，《丙舍帖》《还示帖》，成就较高，也较接近钟体，是上乘之作。至于《白骑帖》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，已远离钟体。

　　“三碑”是《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》(简称《乙瑛碑》)、《魏上尊号碑》、《受禅碑》，这些全为刻本，是否锺繇所作已无从考证。《乙瑛碑》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：“后汉钟太尉书”，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(153年)，此时锺繇只有三岁，显然是误传。

　　历代对锺繇的书法评价极高。梁武帝撰写了《观锺繇书法十二意》，称赞锺繇书法“巧趣精细，殆同机神”。庚肩吾将锺繇的书法列为“上品之上”，说“钟天然第一，工夫次之，妙尽许昌之碑，穷极邺下之牍”。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“神品”。此外，宋岑宗旦、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。

　　锺繇的书法理论，散见于有关书论内。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关于用笔方面的论述。卫恒《四体书势·隶势》载锺繇语曰：“鸟迹之变，乃惟左隶，(益蜀)彼烦文，从此简易。焕若星辰，郁劳云市”，此语见于《初学记》，内容主要谈隶书的演变及其笔法。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收有梁武帝《观锺繇书法十二意》，所谓十二意指平、直、均、密、锋、力、轻、决、补、损、巧、称。主要也是指用笔方法、间架结构等。

　　锺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，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。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，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。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云：“钟王变体，始有古隶、今隶之分，夫以古法为隶，今法为楷可也。”锺繇之后，许多书法家竞相学习钟体，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。后张旭、怀素、颜真卿、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、钟论之要。

　　总而论之，锺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，他和东汉的张芝被人合称为“钟张”，又与东晋书圣王羲之被人并称为“钟王”。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、发展、流变都有重要作用。

　　政治

　　锺繇在丞相曹操掌权时以司隶校尉出镇关中，协调马腾、韩遂诸将，输送物资支持曹操的征战，为后方的稳定做出贡献，被曹操比为西汉开国功臣萧何。

　　曹操执政时，下令让众臣公平地议论关于死刑可以改行宫刑的设想。锺繇认为：“古代的肉刑，经历了圣人的设置，应该再次施行，以代替死刑。”议论的人认为肉刑不是使民众愉悦的方法，于是作罢。到了魏文帝时，重新下诏说：“大理想恢复肉刑，这确实是圣王的法律，各位公卿应当好好地共同讨论这个建议。”商讨未定，恰逢战事起，于是又停止了讨论。魏明帝太和年间，锺繇再次上疏，请求恢复肉刑，参加这次讨论的有一百多人，其中意见与王朗相同(认为不宜恢复肉刑)的人居多。而曹叡以吴、蜀尚未平定为由，暂停了这次讨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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